《易经》：经典中更经典

文/余秋雨

01

我从来没有领过工资，没有开过会，没有上网，甚至连手机都没用过。几十年过去了，我和妻子关上了门，过着最平静古典的生活。偶尔，我会打开窗户，看看远处的马路，猜想这个世界很热闹。

从吉海年的冬天到庚子年的春天，全民宅在家里防疫，窗外的路每天都寂静无声。这让我想起了古典时代更多的古典年代。

事实上，人类的时间和空间往往是颠倒和穿越的。就算要从当代回到先秦，也不是太难。至少，这是思想的权利。

经典中越经典，心应该安放在哪里？我在学术上经常出入先秦丛林，就连非常难懂的老子、孔子、庄子、屈原也都解读过。那么，还有哪些先秦山需要再攀登？

答案是《易经》。历来被称为“群首”，是一座享有盛誉的神秘山丘。

爬上这座小山，一定很安静，应该安静很久，不被打扰。全国居家防疫提供了这个契机。

这次我攀登，我的态度非常虔诚。因此，首先将刷子用作棍子。

余秋雨《周易简述》

书法的点、横、略、划，是最温暖的指导。以我的经验，用书法来接近经典，往往比注解、翻译和阐释更贴近生活，更贴近生活。

我用书法写了《周易》，叫做《周易》。我连续写了几段，收录在本书的后半部分。

这本《周易》的书法之所以是草书，是有原因的。

在内容上，《易经》不像很多后世经典那样细致认真，所以不需要楷书，让“易”回归“易”，回归到一种状态简单和自由。但《易经》是规范，不适合个人发展，所以书法不能用野草书。考虑到这两端，我选择了草书，接近笔画，接近图案。但在实际写作中，写作风格的选择完全取决于我对具体单词的感受。因此，这里的笔墨直接快速地反映了实时的学术判断。这与我在其他场合展示的纯粹的书法之美大不相同。

我对《易经》的草书颇为满意，可以说是我一生书法的代表作之一。

02

以画笔为棒，一步一步探索，同时也需要为身后的广大读者做一些清洁，铺一些步骤，也就是解读。《周易》全文有很多重叠和曲折，所以我的书法和诠释不是包罗万象，而是用现代观念来挑选的。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那你要从头说起你对《易经》的整体看法。因此，这个“初步论证”。

首先要了解一个简单的事实：《易经》起源于占卜。远古的先民认为周易八卦真的准么，世间的好坏，都是神明安排的，所以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向神明请教。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先问一个问题，然后在龟甲和动物骨头上钻孔，然后用火烧掉，然后从烧掉的裂缝中判断答案。偶尔，他还会捏着一把西洋蓍草来寻找答案。这些做法被称为占卜。

乍一看，这种方法显得原始，甚至是盲目的。但是，占卜数据积累的越多，就越是逐渐看到了某种规律。就像现代概率论和大数据一样，在大量没有逻辑的行为因果组合中，出现了大逻辑，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神奇秘密。原因还没有找到，原因还没有提出，事实又神秘地重演了。重复的概率越高，关注的人就越多。相比之下，“原因”和“原因”并不重要。如果坚持要找“理”、“理”，也要慢慢把握大数据，建立一套专门的学术模型。

古人比我们更接近自然。他们强烈地感受到日月星辰规律的存在，四季轮回，通过天、地、雷、风、水、火、山，湖。于是，他们从占卜资料中，构建了一套可广可大、连接天、人、地的图案。这正如《西辞》所说：“易为书，博大精深，有天道、人道、真道。” 最终，它试图通过一套模型来寻找“道”。

于是，更原始的占卜材料也得到了改良，进入了高级的排列、组合、旋转、定位。这就是我所说的“特殊学术模式”。

整个道的起点，就是将世界分割成一个巨大的与阴阳相反的三维立体，即阴阳为道。正如庄子所说，“易经以阴阳为本”。

用阴阳观世界，是一种伟大的思想成就。简洁明了，却概括了世间最难的两种特质，两种风格，两种格局，时间证明，另一对概念并不能完全取代阴阳的区别。因此，即使在几千年后，这一思想成果也为国际科学哲学界所推崇。

余秋雨《周易简述》

阴阳分明，智慧古人也将其化为多面的动态结构，分八卦，从八卦中衍生出六十四卦。这样就形成了一组图案。

这种动态的格局是用符号来表达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代表阴阳的符号单位“肖”，即“阳肖（⚊）”和“阴肖（⚋）”。八卦中的“卦”也是由此引申出来的符号，稍微复杂一些，由“要”叠加而成。

叠加的八卦对应着各种厄运、吉祥、吉祥，所以用自然意象来象征，即天、地、雷、风、水、火、山、沼泽象征干、坤、真、巽。、侃、李、根、兑这八卦。每一个卦都有一个基本的含义，即：乾卦的天空意为“健康”；坤卦之土，意为“顺”；雷霆六芒星的意思是“动”。”；太阳卦的风意为“进入”；阚卦的水意为“沉”；离卦的火意为“离”；根卦之山，意为“礼”。“停止”; 对卦的“泽”是“说话”的意思。

以此为基础，扩充了六十四卦。在古人的眼中，几乎包括了大千世界的所有国度。

那些卦和瑶后面是表示吉祥的字，即“卦”和“瑶辞”。后来，对文字有了解释，那就是“传”。将这些卦、行、传结合起来，这使得大量的占卜材料成为精神文本，而占卜之书也具有理之书的元素。

于是，《易经》也成了《易经》。

03

我把《易经》的形成过程说得很简单，但请注意，我们面临的是人类文明开端时代黄河流域几代精神价值创造者不断努力的结果。而且，与其他文明相比，这是一项非常独特、不可复制的成就。

是的，起点只是占卜，但我们没有理由低估围绕龟甲、兽骨、蓍草的那种集中操作。各种既是鸿蒙又是抽象的意象滚动而模糊，大量既真实又漂泊的人物被定位和错位。自然的兴衰和人类的命运，与这些大象和数字有着奇异的对应关系。宇宙的一些秘密可能被古代哲学家所隐藏。

在近代中国，有一些杰出的学者加入“新文化运动”，因为《易经》有占卜的起点而对其嗤之以鼻。他们的轻蔑，由于他们对国际学术概念的了解甚少，令国际学术界高层感到惊讶。

多年前，我在《君子之道》一书的“初论”中提到过一件往事。胡适，中国近代最具代表性和最著名的学者周易八卦真的准么，中西合璧。有一次，他专程拜访了当时享誉国际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Jung，1875-1961））。荣格不仅是一位心理学家，还是新兴文化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他比胡适大十六岁，无论是年龄还是学业，都高出数步。胡适拜访荣格，我很想听他讲文化人类学，当然也想知道他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看法。但没想到，荣格主要讲的是《易经》。

荣格问胡适，现代中国学者如何评价《易经》。胡适说他不太相信《易经》，因为它是一种魔法和咒语。

荣格听后十分惊讶，急切地询问胡适是否曾尝试使用《易经》，《易经》的回答是否不真实，《易经》是否对胡适本人有所帮助。

这一系列的问题让胡适有些不自在，谈话也变得尴尬起来。

事实上，更难受的是荣格。他发现，现代中国学者在接触西方科学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

余秋雨《周易简述》

显然，胡适对《易经》的了解并不多。他不知道，今天坐在他面前的这位欧洲学者，对《易经》有很深的了解。他曾为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1930））的《易经》译本写过导言，长达十七页。他确实是《易经》的专家。

荣格写道，《易经》只展示了“统计方法”，而西方现代性则强调“因果律”。乍看之下，“因果律”非常合乎逻辑，而“统计法”只是一种没有因果逻辑的数字排列。但荣格认为，正是在西方所倡导的因果逻辑中，加入了太多的主观意图，“异化”了真相。因此，它不如简单的“统计方法”，更符合实际。

对于使用大数据进行概率统计的年轻人来说，荣格的这句话更容易理解。相比之下，真正落后的是胡适这群“新文化人”。

例如，现在普遍认为，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对新兴国家的猜疑和敌意都源于其意识形态“逻辑”而非统计数据。只要尊重统计数据，就可以得出相反的、更现实的结论。

荣格还说，与《易经》密切相关的道家提出了“事必逆”的基本规律，这远远超出了西方人的思维。他说，西方人常常被“以自我为中心”的恶魔所引导，沿着所谓的“高尚”道路争取各种果实。难道你不知道，在这条路的尽头，有“事必逆”的基本规律，谁也逃不掉。. 如果他们知道无法逃脱，西方人就会结束他们相互冲突的“痛苦的内战”。

这真的让我大开眼界。一位西方文化人类学家居然这么早就比较了《易经》和道家的西方文明的“逻辑自欺”、“自我中心”、“单向思维”和“相互冲突”。以上这些致命的弊病，实在令人钦佩。荣格的系列论述也促使我们从更高的角度认识中国文化最初的辉煌。

可惜现在西方很难找到这样的思想家。然而，荣格指出的西方弊病却越来越明显。

余秋雨《周易简述》

04

胡适对《易经》的误解和漠视让荣格焦急万分，但对于胡适这样的20世纪中国文化改革者来说，却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亲身感受到，中国如此庞大的文明单位，早已筋疲力尽，到处被欺负。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显然是文化的包袱太重、太复杂、太颓废。作为文化人，他们希望减轻体重，取得新的突破，因此对传统文化普遍采取冷漠和批判的态度。相比之下，胡适则比较沉稳温和。但是，我不能不指出，他们的文化改革思想从根本上是肤浅的、武断的。

首先，作为比较坐标的发达国家，缺乏像中国文化那样漫长而宏大的历史通道，所以只有局部的可比性，而不是整体的可比性。中国文化的新路，总的说来，走在脊梁上，必须自己去想。

第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有足够的了解，但他们从来没有认真、恭敬地分析过中国文化的原经、穴位和灵魂。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为了让这种文化在当代世界获得新的生命，哪些根基不能被摧毁，哪些精神可以发扬光大。所以，他们已经失去了信心和底蕴，挣扎了一阵子之后，也不知道自己最终会走向何方。比如我们说的《周易》，就是中国文化再怎么改革也不应该鄙视的经典之一。

余秋雨《周易简述》

第三，他们强烈感受到中国文化在现代国际环境中的衰落状态，却没有认真研究中国文化在国际环境中仅存续千年的一系列主要原因。这些原因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千百年来，有多少智者在梳理、灌溉、打结中华文化的主脉。这是现代改革者容易忽视但绝不能忽视的事实。5月4日的新文化运动相当成功，但未能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找到“我是谁”的答案。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

我对以胡适为代表的这一代文化改革者怀有崇高的敬意，但在研究了他们留下的沉重教训后，我并不主张文化“毁灭”，而是更注重发现和建设。因此，我大半辈子都在从事“两访”，一是寻找中国文化的真正根基；二是寻找中国文化长盛不衰的原因。从几十年前毅然辞职投身“文化困局”，到这几年在联合国总部和美国各大高校发表中国文化演讲的人生，都属于“两次访问”的范畴。

巧合的是，我的“两次拜访”都与《易经》有关。当我寻找中国文化的真正根基时，不禁佩服前面已经提到的经典《易经》；而当我在中国文化中寻找长寿的原因时，我发现《易经》是长寿的“要素”之一。中国文化的整体长寿是由长寿的诸多要素构成的。汉代以来，许多学者为保护《易经》倾尽了心血。

这种保护不是“严防死守”，而是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议论和争论状态。中国文化、巴比伦文化和埃及文化的一个主要区别是，有许多学派和高尚的理论，都是用来长寿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易经》研究中“象数学派”与“易礼学派”的历史之争。因此，对立的论点似乎总是相互支持，这不仅保持了《易经》的长盛不衰，也保持了中国文化的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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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提到了“象数学派”与“易理学派”长期对峙的典型例子，我就多说几句。因为这在《易经》的历史上是比较重要的，也是本《略论》中需要简要说明的东西。

简单来说，汉代《易经》的“象数学派”喜欢将六十四卦与时令、气候、方位联系起来，用占卜的动力来推断阴。与阳劫在世界和人类事务的命运。宋明两代，“象数学派”将起首六十四卦的使用提升为“象”与“数”的交错。“象”有“太极图”、“先天图”、“后天图”、“河图”、“洛书”；“数”，也有邵勇等人用奇偶数模式衍生出来的历史地图。清朝，即使是家乡的大文豪黄宗羲，

余秋雨《周易简述》

与“象数学派”对立的“一六学派”也很强大。首先，年仅23岁的天才哲学家王弼在我的几部作品中都使用了哀悼，他在他的《易经》中呼吁人们摆脱大象和数字的繁琐符号。” 了解万物变化的整体秩序。他的这个想法一直流行到唐代。后来，程豪、朱熹等大学者出现在这所学校。他们不同意在占卜上花太多时间，而是主张用阴阳之气来解释宇宙的本质。

这两种学派，前者以原《易经》为基础，后者与原宇宙相距甚远，看似对立却相得益彰。正如王夫之所说，二者不可忽视，应归于《易经》。

请看，单是《易经》这本书，在两派的对峙和相互​​扶持中，一直保持着活泼和美丽。中国文化的长寿之谜可见一斑。

06

我用草书抄写《易经》，当然不能显示符号和符号个数。我主要选了《卦辞》、《药辞》和《传》。

撇开八卦和尧的具体数字，只看哲学文字，乍看之下，似乎是在倒退到“易理派”。在我看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典哲学相比，《易经》的卦线是最具特色和不可替代的。相反，其意义和原则可能接近于其他古典哲学。因此，在未来学中讨论中国哲学的未来时，应以前者为准。

正因如此，在本书的后半部分，我在解读《西邪商》第九章时，对“数”在占卜和占卜中的使用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是《象数学》所关注的。学校”，以求给读者留下一个大致的印象。

既然提到了《玄辞尚》，我还要说明一下，这本书在《许辞》的翻译和解释上花了很多时间，因为我非常重视这些“ 《易经》中的传记。

余秋雨《周易》中的书法

注：本文为《周易简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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